當我年輕時,在中華易經月刊發表一系列論文時,對易與音律做了破天荒的發現,當時沒有電腦也沒有網路的時代,在資料和學識有限下,還是有許多未完的疑點,30多年間我曾找到學校留美音樂博士詢問,但這實在不是他們可理解的東西,雖然也曾在大陸學者裡找到部份研究,使終沒有較接近我研究的目標。近日看到小提琴家,也是音樂教授的 吳昭良 (WU,Chao-Liang) 先生在他的FB上發表許多樂理,並提出他多年的疑問,並不以教科書當做聖旨,讓不懂樂理的我增長了知識,從而檢視過去自己一直存在的問題,吳教授也一一點出,受益匪淺。有幸在吳昭良 (WU,Chao-Liang) 教授在FB上發表的樂理問題,讓我再利用AI詢問問題,得出下面對話資料,或可補充我當時論文的不足。
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問了一個問題:「 從泛音列、或說是和聲音程的角度來看,大三度是泛音列中第五次諧波 (樂理的第五泛音或是物理學的第四泛音),準確的大三度,是可以產生和諧的第三音的和聲音,應該是協和的,為甚麼我們的樂理告訴我們,大三度與他的轉位小六度,是所謂 "不完全協和" ?這個不完全協和的意思,既不是協和、也不是不協和,卻又是泛音列的組成份子,他的既協和,卻又不協和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利用現代流行的AI得出以下答案:
在音樂理論中,協和度的概念和我們對音程的感知有一定的複雜性和歷史背景。要理解為什麼大三度和小六度被稱為「不完全協和音程」,需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
1. 泛音列與協和度
泛音列是任何音(基音)所生成的一系列諧波,其頻率是基音頻率的整數倍。泛音列中的前幾個泛音關係較為協和,包括純八度(2:1)、純五度(3:2)和純四度(4:3)。大三度出現在泛音列的第五次諧波上(5:4)。
2. 大三度的協和性
雖然大三度(5:4)在泛音列中是一個自然音程並且被認為是協和的,但它在協和度上略遜於純八度和純五度。這是因為人耳對於協和音程的感知有一個層次,最簡單的整數比例(如2:1和3:2)會被認為更協和,而稍微複雜一點的比例(如5:4)則被認為是「次協和」。
3. 不完全協和音程
在傳統西方音樂理論中,音程被分類為完全協和、不完全協和和不協和三類:
完全協和音程:如純一度(同度)、純八度和純五度,這些音程在所有時代和風格中都被認為是最協和的。
不完全協和音程:包括大三度和小六度(轉位後),以及小三度和大六度(轉位後)。這些音程雖然協和,但在某些上下文中可能帶有一定的張力,特別是相對於完全協和音程。
不協和音程:如大二度、小七度等,這些音程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認為是充滿張力和不協和的,需要解決到協和音程。
4. 音樂歷史和文化影響
在西方音樂發展的歷史中,協和度的分類不僅僅基於物理學的泛音列,還受到歷史、文化和音樂實踐的影響。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理論家對協和音程和不協和音程的分類有著深入的探討,而這些分類在現代音樂理論中依然具有影響力。
5. 協和與不協和的相對性
音樂中的協和與不協和是相對的概念。大三度和小六度在某些情境中可能被感知為協和,但在其他情境中可能會被感知為帶有一定張力的音程。這種張力和解決是音樂表達的重要部分,因此「不完全協和」這一分類反映了這些音程在音樂中的多功能性和靈活性。
大三度和小六度被稱為「不完全協和」是因為它們雖然相對協和,但不如純八度和純五度那樣穩定和完全協和。這一分類反映了人耳對音程協和度的細微差別感知,並且考慮了音樂歷史和文化的影響。這種既協和又不完全協和的特性使得大三度和小六度在音樂中既能提供和諧感,又能帶來一定的張力和表現力。
我又提出相對於中國的律呂隔八相生,升種調號和降種調號有什麼密切關連?
中國的律呂理論和西方音樂的調號系統在理論基礎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具體實踐和應用有所不同。理解兩者的關連需要從各自的音樂理論基礎入手。
中國的律呂理論
律呂體系:
中國古代音樂理論中的「律呂」是指十二律(六律和六呂),它們是通過「三分損益法」產生的,即以五度相生法來確定音高。這與西方的十二平均律有所不同,但也有相似之處。
隔八相生:
「隔八相生」指的是在十二律中,每隔八個音(即五度)就能產生新的音律。例如,從黃鐘律開始,經過五度相生法可得到大呂,再隔八個音律得到太簇,以此類推,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音律系統。
西方的調號系統
升降調號:
在西方音樂理論中,調號是指在譜號旁標示的升記號(♯)或降記號(♭),用以指示該調中的固定變音。調號的排列和數量決定了音樂的調性。
五度相生:
西方音樂中的調號系統也基於五度相生的原理。升調號(如G大調,D大調等)和降調號(如F大調,降B大調等)依次按五度音程上升或下降排列。
兩者的密切關聯
五度相生法的應用:
兩者在理論上都有使用五度相生法。中國的「三分損益法」與西方的「五度圈」在方法上有相似性。中國的音律是每隔五度產生新音律,而西方音樂調號系統也是通過五度循環產生新的調號(升記號和降記號)。
音高關係的對應:
中國的律呂體系中,隔八相生的音高關係類似於西方音樂中的五度相生。例如,黃鐘律和大呂律的關係可以類比於西方音樂中的C大調和G大調的關係(C到G是五度音程)。這種音高關係在調號系統中的應用可以看作是不同音樂文化對五度相生法的具體實踐。
調號的循環和律呂的循環:
在西方音樂中,五度循環(五度圈)表示從C大調開始,按照五度音程逐步上升,可以依次得到G大調、D大調、A大調等。每一個新的大調在譜號上多加一個升記號。同理,按照五度音程逐步下降,可以得到F大調、降B大調、降E大調等,每一個新的大調在譜號上多加一個降記號。這與中國律呂中隔八相生的音律循環有類似之處,都是基於固定的音高關係來產生新的音律或調性。
中國的律呂理論和西方的調號系統雖然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基於五度相生法來確定音高和調性。在中國,律呂隔八相生是產生十二律的基礎,而在西方,五度循環是產生升降調號的基礎。這種方法上的相似性顯示了不同音樂文化在處理音高關係時的一致性,並體現了音樂理論中一些普遍適用的原理。
請問它們和泛音及協和音、不完全協和音、有什麼密切關連?
中國的律呂理論和西方的升降調號系統,都與泛音、協和音及不完全協和音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些音樂理論概念相互交織,共同影響音樂的和聲結構及音高排列。
1. 泛音與協和音
泛音列
泛音列是基於基音的諧波振動所產生的一系列音,這些音的頻率是基音頻率的整數倍。例如,基音的頻率為 f,則泛音列中各個音的頻率為 2f、3f、4f 等。泛音列的重要性在於它展示了自然音程關係,尤其是協和音程。
協和音與不完全協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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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音:泛音列中的前幾個音通常被認為是最協和的,包括純一度(同度)、純八度(2:1)、純五度(3:2)和純四度(4:3)。這些音程在音樂中被視為完全協和音程,因為它們的頻率比率簡單,人耳感知時較為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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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協和音:泛音列中的其他音如大三度(5:4)和小六度(8:5),雖然也相對協和,但比完全協和音程略微複雜,因此被視為不完全協和音程。
2. 中國律呂理論與泛音及協和音
律呂體系與泛音
中國的律呂體系,特別是「三分損益法」(即五度相生法),與泛音列有一定的關聯。這種方法基於每隔五度產生新的音律,類似於泛音列中的協和音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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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呂的協和性:律呂體系中的音律(如黃鐘、太簇等)與西方的協和音程有相似性,都是基於簡單的頻率比率(如2:3)來確定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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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八相生:隔八相生方法使音律形成循環,類似於泛音列中音程的循環特性。這種方法產生的音律在音高排列上具有自然的和諧性。
3. 西方升降調號系統與泛音及協和音
升降調號與五度相生
西方音樂的升降調號系統基於五度相生法,這種方法也與泛音列有關。五度音程(3:2)在泛音列中是第三個音程,具有高度的協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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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號與協和性:在五度相生法中,每新增一個升記號或降記號,調性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遵循自然音程的協和性。比如,C大調到G大調(增加一個升記號)的轉變是基於五度音程的協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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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度循環:五度循環(五度圈)展示了調性之間的自然過渡,反映了泛音列中的協和關係。這種循環使得音樂在不同調性間轉換時保持和諧。
4. 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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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協和度:中國律呂理論和西方調號系統都重視音程的協和度,這與泛音列中的自然音程有直接關聯。協和音程(如純五度)的使用在兩種理論中都占據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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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協和音程的使用:在中國音樂和西方音樂中,不完全協和音程(如大三度和小六度)也廣泛使用。這些音程在泛音列中出現,並且在音樂中提供了和諧但帶有適度張力的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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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排列的自然性:無論是律呂的隔八相生還是五度循環,這些方法都反映了人耳對自然音程的偏好,這些音程來自於泛音列。
中國的律呂理論和西方的升降調號系統都深深植根於自然音程的協和性,即泛音列中的音高關係。協和音程和不完全協和音程的使用在兩種音樂體系中都是基礎性的,這體現了人類對和諧音樂的普遍追求。這些理論的交織展示了音樂理論中一些普遍適用的原理,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1. 賈湖骨笛的發現與測試
發現背景: 賈湖遺址位於中國河南省,是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賈湖骨笛於1986年首次發現,經過多次考古挖掘,共發現多支骨笛。
音律測試: 這些骨笛經過音樂專家的測試,確認其可以演奏出完整的五聲、六聲甚至七聲音階。這意味著當時的人類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音樂理論知識和製作樂器的技術。
2. 音律的不同發展階段
賈湖骨笛的音律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早期(公元前9000多年至公元前8600年):
- 笛上多為五孔、六孔。
- 可以奏出四聲音階和完備的五聲音階。
中期(公元前8600年至公元前8200年):
- 笛上多為七孔。
- 可以奏出六聲和七聲音階。
晚期(公元前8200年至公元前7800年):
- 多為七孔,有些甚至有八孔。
- 可以奏出完整的七聲音階及七音階以外的變化音。
這些階段反映了音律的逐漸複雜化和精細化,顯示出音樂文化在數千年間的發展過程。
3. 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環境
社會結構與技術: 賈湖遺址的居民生活在一個農業和狩獵並存的社會中,已有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和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環境為技術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音樂與儀式: 音樂可能在當時的社會儀式、宗教活動和社交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骨笛的製作與使用表明音樂在當時的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4. 定音與傳承技術
製作技術: 賈湖骨笛利用水鳥的尺骨製作,通過鑽孔調整音高。製笛者可能通過試吹調整孔位和孔徑,以確保每個音孔發出的音符合預期的音高。這顯示出當時的人類已經掌握了基本的聲學原理和製作精密樂器的技術。
音律傳承: 這種技術和知識的傳承可能是通過口耳相傳和實踐操作來完成的。老一輩工匠將技術和經驗傳授給年輕一代,確保這些技術能夠延續。
5. 骨笛音調變化
賈湖骨笛的音調變化可以通過其孔的數量和排列來實現。以下是骨笛音調的可能變化:
- 四聲音階和五聲音階:早期的五孔、六孔骨笛可以演奏出基本的音階,這些音階可能對應於後來的五聲音階(如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宮、商、角、徵、羽)。
- 六聲和七聲音階:中期的七孔骨笛可以演奏出更為複雜的音階,接近現代音樂中的六聲和七聲音階。
- 變化音:晚期的七孔、八孔骨笛能夠演奏出完整的七聲音階,並且可以加入變化音,這樣的設計使音樂表現更加豐富多樣。
賈湖骨笛的發現和測試結果表明,早在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已經具備了高度發展的音樂理論和製作技術。這些技術通過口傳和實踐得以傳承,並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這種技術的精細化和音樂文化的發展,展示了人類在早期歷史中的創造力和智慧。
1. 國際標準音高A=440Hz
起源和歷史
- 歷史背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音樂會和樂器製造的國際化,音高標準的需求日益增加。不同地區和樂團使用不同的音高標準,導致音樂表演和樂器調音的困難。
- 確立標準:1939年,英國在倫敦召開的國際會議上,確定A=440Hz作為標準音高。1955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式採用這一標準。
理由和優勢
- 一致性和統一性:A=440Hz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標準,便於全球各地的音樂家和樂團在協同演出和樂器製造時保持一致性。
- 科學測量:440Hz作為一個科學測量單位,易於標準化和複製,適合於現代音樂科技的應用。
2. 中國律呂的黃鍾定音
黃鍾的歷史與意義
- 黃鍾:中國古代音樂理論中的基本音,是律呂的起點音高。黃鍾的定音基於傳統的三分損益法,該方法根據純五度的關係確定音高。
- 律呂:中國古代的律呂體系以黃鍾為基礎,通過五度相生和八度相生的方法來確定其他音高。這種方法類似於現代西方音樂中的音階和音程理論。
黃鍾定音的社會和文化背景
- 皇家儀式和祭祀:黃鍾定音在古代中國的重要儀式和祭祀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確保音樂的一致性和神聖性。
- 傳統工藝和製作:以黃鍾為基準製作樂器,確保了音樂表現的準確性和一致性,反映了古代中國對音樂的高度重視。
3. 相似之處和密切關聯
標準化的需求
- 一致性:無論是A=440Hz還是黃鍾定音,兩者都反映了對音高一致性的追求。這種一致性在跨地區和文化的音樂交流中至關重要。
- 音樂的和諧性:標準音高的確立,有助於樂器和聲音的協調,確保音樂表演中的和諧性。
科學與文化的結合
- 數學和物理學:兩種標準都基於對音高的數學和物理學測量。例如,A=440Hz是基於現代物理學的頻率測量,而黃鍾定音則基於古代數學方法(如三分損益法)來確定音高。
- 文化影響:標準音高的確立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與文化和社會背景密切相關。A=440Hz反映了現代音樂的全球化趨勢,而黃鍾定音則反映了古代中國音樂的傳統和文化價值。
A=440Hz 和中國的黃鍾定音雖然來源於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但它們在追求音樂一致性和和諧性方面有著共同的目標。這些標準化的音高不僅為音樂表演和樂器製作提供了基礎,也體現了音樂理論中數學和物理學的應用,展示了音樂與文化、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繫。
由這些討論我想可看到我們的樂經雖失傳,但基礎的出發點和音樂成就其實是相通的。而這也和易經所要表達的思維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