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歷史和文獻
 
一:先秦——風水術之孕育
 
先秦時期還沒有產生風水術,但是,與風水術有關的相地行為已經產生。
 
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就知擇地而居。《墨子•辭過》雲:“古之民,未知為富室時,就陵阜而居,允而處。”所謂陵阜,就是河流的臺階地帶。許多考古遺址都是在靠近水邊的土坡上發現。先民生活在這樣的地帶,容易取水和捕魚,也不會受到洪水的淹沒。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近水而居”原則。
 
從考古發現的住宅看,位於氵產河右岸臺階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坡遺址,幾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這樣可以取得冬暖夏涼的效果。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子午向”原則,歸納考古發現的遺址,先民對住宿的要求是,地勢要取坡度臺階地;地形要選在河床邊;土質要乾燥.地基要堅實;水源要充足;水質要純淨;變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環境要幽雅。這些條件都要通過相地才能達到,後世風水師很推崇這一套。
 
進入階級社會後,相地知識就豐富多了。
 
從甲骨卜辭和《詩經》看,商周時代已經對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陸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岡;河床地帶分為兆、廠、渚、滸、淡;水域類型有川、泉、河、澗、沼、澤、江、汜、沱、等。
 
《尚書。禹貢》是我國第一部區域地理專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為界,將疆域劃分為九個大的自然區,稱為九州。又按照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點,記述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間的二十多座山嶺,為後世風水師的“龍脈說”提供了依據。
 
《山海經》是我國第一部堪稱上古地理百科全書的文獻。它由《山經》、《海經》、《大荒經》三部分組成。《山經》又稱《五藏山經》,它依東南西北中方位,記述了447座山,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山嶽地理專著。《山經》記載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經》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則入,夏乃出,冬則閉。
 
《管子》一書的《地員》《地度》《地數》等篇目是傑出的地學論文。《地員篇》論述了地勢、地形、土壤、水文,並以“五土配五音”,後來發展為“五音五行”的風水觀念。《地數》記述了土地表層與裏層的相應關係,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土地的表裏關係,正是後世風水師所想探討的。
 
《周禮》一書記載了與風水密切相關的土宜法,《司徒》篇雲:”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這就是說,以各種土地適宜於各類人民、鳥獸、草木的法則,辨別十二土地區域中各物名號,占視人民的居處,知道趨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鳥獸繁殖,使草木生長。
 
林尹在《周禮今注今譯》中,結合風水觀念說:“十二土,古王者封國時應天上星宿之位分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鄭注雲: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女取}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樑,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謂應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區域也。
 
不僅《周禮》有此記載,《逸周書•度訓》亦雲:“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可見,“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術語和方法。
 
後世的風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揚天地對應觀念,將天上的十二次與地面區域附會,劃分十二區域,作為判別吉凶的依據。
 
由此可見,先秦的相地知識為風水術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二:秦漢——風水術之發生
 
秦代
 
秦代有了地脈觀念。秦統一後,派蒙恬修長城,開馳道。秦始皇死後,趙高矯詔逼令蒙恬自殺,當時,民間傳說蒙恬之死是因為他“絕地脈”所致。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秦代有了王氣觀念。《晉書•元帝紀》談到南京地理時說:“始皇時望氣者雲‘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壓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又據《太平寰宇記》卷95記載,秦代的長水縣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興縣南邊),秦始皇聽術士說山上有王氣,便遣發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們受不了勞苦,一哄而散。
 
秦代營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陽宅阿房宮,又有陰宅始皇塚。阿房宮占地近三百里,離宮別館遍佈在山谷,以南山為宮門,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萬人。始皇塚動用七十萬民夫,挖空了驪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規模之大,真可謂空前絕後。這兩大工程的實施,說明秦代相地水準是很高的。
 
秦代講究墓葬吉凶。韓信年輕時,母親死,家裏窮,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擇“高敞地”葬母。後來他功成名就,封為楚王。又據《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記載,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紀,他三次夢見有人告訴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當戰死。仲翔不信,漢初果戰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東方,主墓道在墓坑的東端,這可能與秦園地處西睡,企圖東進有關,也可能是他們有了以西為尊的觀念。
 
西漢
 
談到西漢的風水術,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漢代的相地知識。空前發達的地學,正是風水術產生的基礎。
 
當先秦學者在《禹貢》中把我國的山勢大致劃定之後,漢代學者又在此基礎之上創立了有名的“三條四列說”,它們分別是:
 
北條:岍——吱(陝境渭河北岸)——荊山——壺口——雷道(陝晉間)——太嶽——砥柱——析城——王屋(晉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
 
中條: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隴陝)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魯南)。分支:蟠塚(陝南)——荊山——外方——大別(鄂皖境)
 
南條:岷山——衡山——敷淺源(廬山)
 
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
第二條:西傾——陪尾(即中列主幹)
第三條:蟠塚——大別(即中列分支)
第四條:岷山——敷淺源(即南條)
 
這些山脈正是後世風水師所說的龍脈。
 
漢代對地理概念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爾雅》有《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都是解釋地理現象的,如“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野,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西漢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圖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脈、山簇、山峰、山谷、河流,並且比較精確。
 
漢代雖然有了豐富的相地知識,但畢竟還是缺乏科學性。人們的迷信思想仍然很嚴重,對地理現象缺乏正確的認識,這種狀況很容易滋生風水觀念。
 
下面,讓我們再來看看漢代的風水術發生。

漢初勵精圖治,術數不興。但也有術士,漢文帝時,有個叫新垣平的人自稱能望氣,說長安東北有五彩神氣,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邊修
了個五帝廟,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燒,新垣平說是天上降下來了光輝,文帝一時高興,封他為上大夫。後來有人揭發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當,就殺死了他。
 
漢武帝時,司馬遷不相信風水,他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記》中不講風水,當時也不興風水。
 
但是,漢武帝時有了堪輿家。《史記•日者列傳》記載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人可娶否,堪輿家言不可。這時的堪輿家不是風水師,而是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西漢稱相地為形法。
 
西漢又有了“諱西益宅”,“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說明風水觀念已經開始萌生。就在西漢,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唯物論者楊王孫,他堅決反對厚葬,連薄葬也認為不必要。《漢書•楊王孫傳》記載了楊的一篇書信,楊說:“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彈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為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臨終前,囑咐兒子,將遺體脫光,裝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後將布袋取出,讓裸體與土挨在一起。他的兒子和親友不忍心這樣做,楊反復疏通他們的思想,終於得到裸葬。楊王孫的葬事驚動了社會,有人斥為異端,有人大為欽佩。可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沒有人願意效仿他。從唯物論的觀點看,楊王孫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值得
推崇。
 
東漢
 
東漢民風很重視喪葬。時人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 極養,死乃祟喪,或至金縷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重視喪葬,必然導致風水觀念的發生。王充在《論衡》中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的風水忌諱,讀者不妨去讀一讀其中的《薄葬朋四諱》《調時》《譏日》《蔔筮》《辨祟》《難歲》《詩術》諸篇,從中可以對東漢的風水習俗作比較全面的瞭解。
 
據應助的《風俗通義》卷九,漢代汝南地方有個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獸,有個人不小心把一塊點心遺失在石人旁,於是有人情口開河說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點心給石人。此話一傳開,方圓幾十裏的人都來供奉石人。這說明民間具備了接受風水觀念的溫床,形成了一種風氣。
 
《後漢書》記載了東漢有關風水的故事。《郭鎮傳》說順帝時,河南人吳雄少時家貧喪母,不選擇土地,也不選擇時間就把母親埋了,巫士都說吳雄將來要被滅族的。但是,吳雄和他的兒子、孫子都官至廷尉,沒有凶禍。
 
又有相信風水而大貴的例子。《後漢書•袁安傳》記載,袁安的父親死後,他的母親要他去訪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見三位書生,書生們指著一塊地說:“葬此地當世為上公”。袁安照此辦了,後來果然累世隆盛。
 
東漢末年,江東豪強孫堅的父親死了,四處訪尋葬地。有個異人對他說:“你是想當百世諸侯?還是想當四世皇帝?”孫堅說想當皇帝。異人乃指一處,孫堅按照異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親。當時富春江有沙漲暴出,又有異人說:“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為長沙矣。”後來,孫堅任長沙太守,他的後代孫權至孫皓四世稱帝。
 
這個故事,可能是風水先生後來杜撰的。
 
還有因相信風水而倒楣的例子。桓帝時,汝南陳伯敬小心謹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起居講究規範,從不觸動忌諱。後來,他一直沒有得到官運,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殺死,成為時人的笑料。
 
東漢時興鎮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讓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的簡文中有鎮墓文雲:“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裏五大夫張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蒼蒼,地下茫茫,死人歸陰,生人歸陽。生人有裏,死人有鄉。”民間有了明間觀念,東漢阮璃《七哀詩》雲:“其其九泉室,漫漫長夜台。” 東漢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風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應劭都是抨擊風水的。政治上主張開明的東漢黨人懂得風水,但不講究風水。據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記載:“徐孺子,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遊,同稚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雲‘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無以難。”徐和郭鬥智,郭最後沒有砍樹,任其自然。
 
但是,東漢士人對居住環境還是很講究的。《後漢書•仲長統傳》記載仲長統對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幣,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背山臨流,前有場圃,這正是風水術對陽宅的基本原則。
 
東漢的風水觀念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如徐孺子說的“囚”字,風水家視為大忌,蓋房不能先修圍牆,修房不能沒有通路,墓地不能閉得太緊,否則,這都會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間營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說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諱之源,出自東漢。漢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宮裏的人都說是因為修繕聖舍日才觸犯了土禁。這個說法傳到民間,就有了“犯土”之說。
 
由此可見,東漢是風水術發生的時代,民間有了風水之習俗。
 
三國占筮術士管輅
 
管輅是三國時山東平原的術士。他容貌醜陋,不講禮儀,性好嗜酒,言談無常。就是這麼一個怪才,從小就喜歡仰視星辰,得人輒問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而不能止。他常說:“家雞野鵲,猶尚知時,況於人乎?”每與小兒做遊戲,就在地上畫天文,人們歎為奇才。成人後,精通《周易》、風角、占相,遠近揚名。
 
管輅善於推測陰宅怪異。有一次,他經過毋丘儉的墓地,倚樹而歎:“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諱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後來,果然應驗。管輅能根據墓地“四象”預言吉凶,後世風水師推崇他為祖師。
 
管輅能用占卦的方式說出墓中事。有郭恩三兄都患辟疾,管輅通過占卦推測他們的叔母墓中有“女鬼”,是郭恩等應受到的報應。郭恩三兄弟只好交待了過去的罪責。
 
管輅也能說出陽宅怪事。有個婦女得了病,請管輅筮之,管輅說:“你屋裏西邊埋有兩個男子,一男持弓箭,主射胸腹,所以你心口疼;另一男持矛,主刺頭,所以你頭疼。”那婦女把地掘開,果有二男持器。
 
管輅還能占生死。劉奉林的夫人病了,管輅說:“到了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死”,後果如其言。管格根據自己的長相,推測自己的死期在四十八歲,後來,他果然只活了四十八歲。
 
社會上流傳有《管氏地理指蒙》十卷一百篇,是風水術中的一部巨著,書前有管輅的自序。其實,這是偽託于管輅,不可盡信。
 
晉代風水鼻祖郭璞
 
郭璞(二七六至三二四),字景純,河東聞喜(屬山西省)人。《太平廣記》卷十三記載他“周識博物,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艾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況。”這些記載頗有些傳奇色彩。不過,他這人確實是博學有高才,曾注《爾雅》、《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穆天子傳》。又寫了不少詩詞,代表作有《遊仙詩》、《江賦》等,詩的主旨多是宣揚避禍、延壽、漫遊神仙世界等情調,具有虛無飄渺的人生觀。因此,人們稱他為文學家、神仙家、訓訪學家。
 
不僅如此,民間傳聞不少關於郭璞相術方面的故事,又流傳有郭璞撰寫的《葬書》。
 
《葬書》把風水術從傳統的相地術中分離出來,對風水一詞作了具體的解釋,全面論述了風水術的理論與實踐,從而奠定了風水術的基礎。於是,人們又稱郭璞為風水鼻祖、相地術宗師。這裏,先介紹晉人幹寶在《搜神記》中記載的幾則有關郭璞占筮的事情:
 
傳說郭璞曾跟隨廬江太守胡孟康打雜,愛上了胡府的一個婢女,於是作法巧娶其女。他將三鬥小豆撒在胡宅周圍,胡孟康第二天早晨恍恍榴榴地發現有數幹人圍其宅,急忙請郭璞占宅,璞說:“您家裏不應畜養這個婢女,可于東南20裏處賣掉,價格要便宜,這樣才可逢凶化吉。”胡孟康信以為真,趕緊賣了婢女,郭璞暗地令人賤買此婢,攜婢而去。行前,投符于井中,收回小豆。胡孟康一直不知是郭璞在作法,反而十分感激郭璞,到處宣傳郭璞是相宅高手。
 
劉淵的將領趙固死了匹心愛的戰馬,請教郭璞該怎麼辦,。郭璞要他派幾十個人拿竹竿向東行三十里,攪打林草。這些人照此做了,得到了一隻象猿的動物,這個動物在死馬頭上噓吸了一口氣,死馬就活了,奮迅嘶鳴,飲食如常,眾人皆以郭璞為神。
 
郭璞能夠用《周易》占墓測病。當時揚州有個大官顧球的姐姐病了四十年,請郭璞筮。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就按照卦辭內容解釋:“大過卦者義不嘉,家墓枯楊無英華。振動游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招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暇。”這就是說,顧球的先人曾殺過一條靈蛇,導致“塚墓枯楊無英華”,使後人生病。顧球於是搜訪家事,果如郭璞言,趕緊祭拜靈蛇,姐姐的病很快就好了。病好後,有數千隻鳥回翔在屋上,天上呈現出雲龍牽車、五色晃爛之景,人們都非常驚訝。
 
《南史•張裕傳》記載,張裕的曾祖父張澄準備葬父,“郭璞為占地說:葬某處,年過半百,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另醊豐富,超過凡人。另外,他善於總結經驗,生前曾將筮驗的60多件事彙編成《洞林》,作為占筮的借簽,加上他秉性聰慧,巧智多謀,善於言辭,又得到高人的指點,終成正果。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郭璞的事蹟不可盡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他根據生活中的各種跡象推測事情的結果,只合乎邏輯,是完全有可能言中的。有時,他先作一些模棱兩可的預測,再做一些手腳,也是有可能的。他生前一定有許多事情沒有占中,這些例子是不會流傳下來的。因為人們神化他的同時,是不願意淡化並貶低他的。凡是被人吹捧的人,總是越吹越神,以至分不清是人還是神。
 
魏晉南北朝:風水術之傳播
 
魏晉產生了象管格、郭璞這樣的風水術宗師(見《人物篇》),並且還有一批擅長風水術的隱逸之士。
 
據《南史》記載,劉裕未發跡時,有一天與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經曲阿、丹徒之間的候山時,孔恭說:“此地有天子氣”,劉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劉聽了此話後非常自負,後來他果然成了劉宋的開國皇帝。
 
《晉書》記載了幾位元無名氏風水師的故事:
 
魏舒從小就成了孤兒,為外婆收養,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說當出貴甥。後來,魏舒發奮,應驗了相宅者的話。
陶侃從小家貧,辦喪事很困難。即將下葬時,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見一個老頭,老頭告訴他說:“前面的山崗下有一條牛在溝中睡覺,若在那個地方下葬,後人可以位極人臣。”老人又指著另一處小山說:“其次是那個地方,後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說完就不見了。陶侃按照他的指點,找到了那頭牛,並在那裏埋葬了親人。並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訴了周訪。周訪的父親死後,周訪就把他葬在那個地方。後來,周訪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訪的子孫都當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頗多功績。
 
有個善相墓的人說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氣,如果鑿開墓就會斷絕子孫,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枯把墓鑿開了,後來他騎馬時跌斷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書,沒有後人。應驗了相墓者的話。
 
晉代也有不相信風水的人。夏侯湛出生於名門望族,性額豪侈,衣食都很講究。在他臨死時,卻讓人準備小棺薄葬。當時的輿論認為,夏侯湛雖然活著時不能砥礪名節,死時還能從簡,也算是深達生死道理。
 
晉代人對“太歲”很忌諱。《晉書•徐遺傳》記載:“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徐邈在當時是一位很開達的知識份子,也相信太歲,說明風水觀念深入人心。
 
南朝
 
宋明帝是個講究忌諱的皇帝。百官論事時,如發音有“禍”“敗“‘凶“‘喪”的,不論多大官,必加罪戮。當時民間稱宣陽門為白門,尚書有遠江溫上疏時誤稱“白”字,明帝向來忌諱“白”字,氣得罵道:“白你家門。”江溫嚇得半死。太后的停屍床從東宮出,明帝碰見了,以為不祥,罷免了十幾個人的官職。宮內搬床或整治牆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禱。內外之人常慮犯忌,人人自危。當時,蕭道成家的墓有五色雲氣,明帝覺得很討厭,就暗中派人在蕭家墳的四角釘了長五、六尺的鐵釘,可是,蕭道成最後還是做了皇帝。
 
劉宋民間也有相墓的專家。有個善相墓的看見苟伯玉家裏的祖墳,就對伯玉的父親說:“你家當出顯貴,但不長久。”白玉聽說此事,說“朝聞道,暮死可矣。
後來人白玉輔助蕭道成成就了帝業,位極人臣。伯玉後被齊武帝誅殺。
 
南齊武帝也相信風水。當時,望氣者說:“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可于此處起樓苑宮觀。”武帝照辦了南齊時,衡陽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說是先人為禍,必須挖祖墳,剖棺,以水洗屍骨。名為洗骨除祟。吳人顧憲之;出任街陽內史,向民眾宣傳生死之理
,講明生病與先人無關,終於改變了這種民俗。
 
陳朝時,秦郡人吳明徹用辛勤耕種的糧食換錢修祖墳,有個姓伊的占墓者說他是孝子,將來必大貴。後來,吳明徹當了大官。
 
這些事實說明,風水術在當時傳播得很廣泛。
 
這裏,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魏晉南北朝的地學發展情況。特別要提及的是《水經注》。三國時,有人寫了《水經》,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全國性範圍內水系的專著,但內容過於簡扼,北魏的酈道元依據《水經》而作《水經注》,所記河流水道一二五二條,注文達30萬字,是《水經》原書字數的三十倍。其中對山陵、原隰、澤藪、火山、溫泉都有記述,內容十分豐富,所記山川形勝,如《水經注•易水》記載先秦時的燕宮遺址雲:“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段文字描述了建築與山水景觀之間的諧調,正是風水師所津津樂道的風水寶地。
 
這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方志書,對各地的地理形勢有細緻的描述。如《荊州記》記載今湖北長陽西北的一處風穴說:“宜都亻艮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為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亻艮山側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龍。
 
隋唐五代:風水術之傳播
 
隋朝
 
隋文帝楊堅是個比較開明的皇帝,他對風水術持懷疑態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風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氣地說:“我家祖墳所占的地方,如果說不吉利,可我當了皇帝;如果說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說客無以對。
 
隋宰相楊恭仁準備仁祖輩的葬地,請了海內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蔔地,這些人各有一套,楊恭仁不知聽誰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鄉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鬥,並在曆書上寫著地的形勢。相地家們都沒說准。有個叫舒綽的說:“此土五尺外有五穀,得其一即是福地,世為公侯。”楊恭仁請舒綽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發現一洞穴,貯藏七、八鬥粟,這裏原是粟田,蟻啄而成穴。楊恭仁於是重賞了舒綽。
 
唐朝
 
唐朝的相地知識逐漸科學化。李吉甫在《元和郡縣誌》的序文中批評過去的地學家“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李在書中對山川形勝描寫得很具體,如“函谷關城,路在穀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裏,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穀中,殆不見日。……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穀,號曰天險。”後世風水師經常模仿這種文筆描寫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動與風水術日益分化,風水術側重於看墳地,迷信色彩十分嚴重。據《通典》卷一三八引《開元禮》記載,唐代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蔔葬日”,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
 
唐初,徐勳請人卜葬,得到的占辭是“朱雀和鳴,子孫盛榮。”有個叫張景藏的相地師不以為然,認為“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來,徐敬業在揚州反叛,武則天大怒,派人撬開徐勳的墳墓,焚屍為灰,應驗了張景藏的斷言。當時,有些知識份子懂風水。武則天當政時,侍中郝處俊極力反對高宗遜位於武則天,受到武則天冷落。郝處俊死後,有書生經過郝的墓地,說:“葬壓龍角,其棺必所。”後來,郝處俊的孫子犯了罪,禍連九族,把郝處俊的墳剖開了,書生的話言中了。
 
“葬壓龍角”就是在埋葬時,棺材壓在了龍脈的角上,在當時是風水的大忌。據《摭遺》,唐玄宗獵于溫泉之野,鶻飛免走,禦駟疾馳,有白雲先生張約的快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個山頭,看見一座新墳,張約顧視甚久,玄宗問看見了什麼,張約說:“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旁邊有樵夫,玄宗問是什麼人葬于此,樵夫說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張約來到崔家,男子尚衣斬糸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說:“山上的新墳,不是吉地!”男子說:“父親臨終前講過,‘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玄宗感到很驚歎。張約自歎不如崔巽,後來回到山裏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罷免男子的終身徭役。
 
玄宗的大臣中,數張說最通風水。《大唐新語•記異》記載,開元年問,集賢學士徐堅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張說請教選擇墓地。張說雲: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土界有土龍守,水界有水龍守。土龍六年出來曬一次太陽,水龍十二年出來曬一次,墳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則墳墓不牢。
 
張說的風水知識不及湖北黃州的浮屠泓師精當。《醜莊日記》記載,浮屠泓師為張說買宅,告誡張說不要在宅東北打洞。後來,宅東北無故陷丈余,泓師說:公當富貴一世,而諳子將不終。”張說欲平地,泓師又說:“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瘠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輳,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此外,泓師還預言到李林甫只能當十九年宰相,韋紹為列卿,這些事蹟見載于《太平廣記》。
 
當時的許多和尚都懂得風水術。江西有個叫司馬頭陀的,走遍了洪都諸山,鈐地一百七十多處,發現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慶寺,有個叫王智興的,年輕時曾為徐州門子。有個道士住在隔壁,智興每天起床掃地,總是把道士的大門也掃乾淨。道士很感激,說:“我會看墓地,給你家裏選塊好地。”就引著智興外出,指著一塊地說:“葬先人於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來,智興以戰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設有司天監,監裏的官員都懂風水術。風水宗師楊筠松就在司天監任過職,後來,楊攜風水書籍逃於江西,傳授弟子,形成江西派。
唐代有一種挖墳斷脈氣的風氣。郭子儀的祖墳被宦官魚朝恩挖了,可是,郭子儀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文有掘黃巢“王氣”之事,說的是中和三年(八八三),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觀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時黃巢已稱大齊年號,要打敗黃巢,就得挖牛山。《揮塵後錄》記載,朝廷當時派了上萬人,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挖牛山,挖出一個石桶,桶中有黃腰獸,桶上有一把三尺長的劍。後來,黃巢起義軍就衰敗了。這個故事很荒唐,疑為後人杜撰。黃巢失敗的原因自有公論,此不贅述。
 
唐代既有一批風水術名家,如楊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風水術的驍將,如呂才等人。開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風水。據們日唐書》卷九六《姚崇傳》,開元五年(七一七),唐玄宗李隆基準備到東都洛陽去,忽然報聞太廟崩壞,按風水觀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請來姚崇。姚崇不信這一套,說:“太廟本是苻堅時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會坍塌,這不值得驚怪,皇上東行,與太廟無關。”李隆基聽了姚祟的話,仍然東行洛陽,結果沒有發生什麼事。
 
呂才寫過駁斥風水的文章,載于《唐書•呂才傳》,但是,風水師仍很推崇呂才。唐代敦煌流傳的風水文獻《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開卷載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呂才推”的字樣。這個現象看起來很矛盾,實際上說明風水師們想把自己的書與污七八糟的風水書相區別,故託名于呂才。
 
唐代風水術大盛,連皇帝都感到驚訝。《舊唐書》卷《李絳傳》記載唐憲宗問李繹:“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絳也不知該怎麼回答。確實,在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唐朝,竟然有那麼多人青睞風水術,這個現象是不好解釋的。要回答,還是得從封建社會內部尋找答案。
 
唐代形派大師楊箔松
 
楊筠松,《唐書》無傳,宋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氏。傳聞楊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號,祖籍竇州(今廣東信宜縣),寓居江西,自稱救貧先生。傳聞他撰寫了《疑龍經》、《撼龍經》、《立錐賦》、《黑囊經》、《三十六龍》等書。《宋史。藝文志》載有“楊救貧《正龍子經》一卷”,當為楊筠松撰。唐僖宗封他為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掌管靈臺地理事。唐亡後,他斷發隱居,後死於虔州,葬於雩中藥口。《葬書新注序》記載說:“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屬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裏人廖三,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複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秘而不授雲。”由此可知,楊筠松的風水術是從唐代長安城傳出,他在江西傳授給弟子,弟子使風水術逐漸傳播。
 
楊筠松到底寫了那幾本相地術書籍呢?
 
《月河精舍叢抄》載有丁芮樸的《風水祛惑》,其書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體。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唐宋時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門戶,不相通用。今考楊筠松書,不免有疑竇。《撼龍經》專言形勢,分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疑龍經》亦然,其所謂九星者,特取譬之假像耳。《漢書•翼奉傳》有貪狼、廉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辭》有九魁,謂北斗九星之語,而不詳其名。惟道書所有,與此俱同,蓋龍經所本也。而《青囊奧語》有巨門、破軍、武曲、貪狠;《天玉經》有貪巨、武輔;《都天寶照經》有輔星、貪狼;皆屬方位,謂之挨星,又謂之元空。《青囊序》、《都天寶照經》所稱羅經,皆主方位,而《撼龍經》雲‘不比尋合格地羅’,曰‘不比’,曰‘尋常’,蓋輕賤之詞。高其悼曰‘楊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說’,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見。《青囊奧語》言五行,凡二見。《天玉經》言五行,凡十一見。
 
而《撼龍經》雲‘龍家不要論五行’,此皆顯然舛異者也。《青囊序》雲‘晉世景純傳此術’,《青囊奧語》雲‘又見郭璞再出現’。不知郭璞葬書晚出,非楊所及見。又雲‘顛顛倒,二十四山有珠寶;順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陳致虛之語,乃丹家修練之術也。又雲‘太極分明必有圖’,此亦宋以後之說,其依託之跡,即灼然可驗。且楊筠松地理宗派,自宋迄明為人所道者,是巒體。則理氣非楊學,略舉數條,佐證其偽。《文文山集》雲: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述也。大概煥甫之術,以為崇岡複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贛風水者,祖楊、曾之法也,此則明言傳其法述是巒體。……又《直齋書錄解題》載有《龍髓經》一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雲皆無名字,多吳炎錄以見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能道之,即謝疊山所謂楊君南川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者也。則《龍經》為楊筠松之書,尚是宋之相傳之本。而《青囊奧語》、《
青囊序》、《天玉經》、《都天寶照經》,考《宋史•藝文志》及晃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皆不著錄,其為偽撰無疑。高其倬曰:‘世傳楊公諸書,皆後人偽託,惟《撼龍》、《疑龍》二經是真書,’乃是先得我心之言。
 
這就是說:社會上流傳的託名于楊筠松的相地術書中,只有《撼龍經》、《疑龍經》是楊撰,這兩本書是言形勢(巒體)的。《青囊奧語》、《天玉經》、《都天寶照經》不是楊撰,因為這些書都是言方位(理氣)的。這些書宣揚五行,而龍經輕視並否論五行;這些書在《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都不著錄,說明是後人偽作;黃煥甫師承江西學派,黃是倡言巒體的。作為江西學派的宗師楊筠松,他的書籍當然是述巒體的。
 
令人質疑的是,託名于楊筠松的這些書籍,有的可能是楊從宮中竊出的,楊卻以自己的名義傳播,以致後人誤以為楊撰;到底哪些書是楊撰,哪些是竊出的,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有必要說明的是:楊筠松是首倡形勢之說的宗師,但這一派並不完全排斥方位之說。以相地術中的“五行”而論,兩派都講“五行”,但對“五行”有不同解釋,甚至分出“大五行”和“正五行”。對此、,宋褚泳在《祛疑說》中有論述:“何為先子蔔地,遍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既無可考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蔣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為水,丙丁巳午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楊派在流傳中,不斷充實其他派別的學說,稍加改造,推演新意,使其學說更完備,更有誘惑力,因此,說楊派形勢學說夾雜了方位學派的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楊筠松適逢唐末動亂,攜帶風水書籍逃出長安,販風水於江西,帶出了一批術士,因此,風水術奉之為宗師,作為崇拜的偶象。
 
宋代相地名流賴文俊
 
賴文俊是宋代相地術大師,他的生平事蹟很混亂,頗難考證。傳說他字太素,處州人,曾在福建的建陽縣當過官,喜好相地術,於是棄職浪跡江湖,自號布衣子,世稱賴布衣。
 
賴文俊撰有《紹興大地八鈴》及《三十六鈴》,此書分龍穴砂水四篇,各為之歌。今佚。
 
《萬姓統譜》卷97記載:“宋賴文進布衣善地理,注《四元天星》。”此處是賴文進,不是賴文俊。不知是不是音近而誤,或許是兩個人。
 
《天一閣書目》卷3有《地理大成》十五卷,題宋采山伯謙賴文俊撰,明月潭山人柯佩編輯,內有序雲:“宋布衣賴伯謙撰《催官篇》,新安汪信民既嘗為之注。”《地理大成》是柯佩彙集諸書而成,因為《催官篇》置於首卷,故稱賴文俊撰,並不是《地理大成》都是賴文俊撰。這裏,賴文俊的字變成了伯謙,不知是兩個人,還是搞混。
 
賴文俊在福建相地很有名聲,《夷堅志》記載:“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閩中賴先知山人長於水城之學,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喪妻,命卜地,得一處,其穴前小澗水三道,平流,唯第三不長,如子孫他年策試,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挾十三歲兒在傍,立拊其頂而顧賴曰:“足矣,足矣,若得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兒者,春伯樞密也,年二十六,廷唱為第二人。賴先知山人,大概就是賴文俊,如前所述,賴文俊在福建活動,棄官浪遊,“先知山人”是他的別號。
 
五代
 
錢鏐曾任唐末鎮海軍節度使,在蘇南和浙江一帶形成割據勢力,以後又建立了吳越政權。當時,他準備修廣牙城。大公府有個術者前來遊說:“王若改舊城為新城,國家的命運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築西湖以修城,國家就會有一千年命運。諾國王您考慮。”錢鏐不客氣地回答:“我只想改舊為新,國運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吳越國果真只存在了九九年。這個術者雖然言中了,但他主張填西湖,這種做法與風水一般觀念相矛盾,風水術是不主張填湖的。
 
後晉大臣王建立相信風水。他的先人墳在榆社,王臨終前對兒子說:“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餘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為什麼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舊五代史•王建立列傳》指出:“榆林其岡重複、松檜藹然,占者雲:‘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
 
後晉時,並州人任延皓以術數自薦,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讓他擔任了殿中監。後來,魏王承訓死了,高祖請延皓擇葬地,不久,高祖也死了。有個人告訴朝廷,這是延皓擇地不吉,才造成重喪。繼位的晉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時,市民村夫都向他擲瓦。
 
周時,風水觀念中又滲進了陰曹地府等迷信內容。廣順元年(九五一),有個叫劉皞的官吏在京城中蓋了棗幢房子,晚上夢見鬼對他說:“您怎麼在我的墳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陰曹鬼。”劉皞很驚奇地說:“都城內怎麼會有墳呢?”那鬼說:“您有所不知。這裏本是野外,後來擴城時,把此地圖進來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劉皞試著挖地,豁然看見了地府,有華第、草木、墳墓等等。
唐代,風水觀念已流傳到西北敦煌,從莫高窟發現的文獻中,有《宅經》。這個《宅經》與現在流行的《黃帝宅經》有所不同,書中有“占宅者,見形勢氣色,草變遷移,禍福交並,吉凶代謝。占葬者,辨山崗善惡,營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孫隆絕。”這就把陰宅與陽宅區別開來了。敦煌文獻中又有託名于呂才的《諸雜推五姓明陽等宅圖經》,書中提出“陽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澤,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內,吉。”又有《陰陽書》,書中有鎮宅法,提出“凡人居宅處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財,以石九十斤,鎮鬼門上,大吉利。”可見,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統的風水觀念,風水觀念已經遍及到邊睡了。

宋代:風水術之盛行
 
宋代盛行風水術,出現了許多名師和要籍,我們在人物篇和文獻篇另有介紹。
 
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風水,有的對風水持懷疑態度。
 
宋徽宗是一個很相信風水的皇帝。他原先沒有兒子,有個叫劉混康的術士告訴他:“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如培築增高,當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疊起岡阜,高約數仍,後來果然得了兒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風水術了,改築延福宮,又命靈素擇地,修建上清寶篆宮,勞民傷財,導致國庫空虛、國力下降,政權衰敗。他的寵臣蔡京也很相信風水,將其父葬在自認為很吉利的地方,後來還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對風水都不感興趣,甚至持批判態度。《聞見後錄》記載,嘉桔年間,朝廷準備修東華門。太史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怠。 宋神宗也不信風水。王安石變法,大辦水利,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裏渾濁多沙的河水放到田裏沉積,稱作淤田。朝廷設立了淤田司,總領其事。當時,有些保守分子站出來反對,說淤田把人家祖墳都沖壞了,真是缺德。為了說服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裏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來挖去,還放在嘴裏嚼,覺得很滑膩。並對群臣說:“這些土,聯親自嘗過了,好得很,你們若不信,也來嘗嘗吧!”這一來,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對淤田了。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李諧曾論及當時世人的風水觀念。《該聞集》載其語:“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蔔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繞僥倖求福也。據陰陽家流,以地平坦為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選地是為了求吉。沙陽人葉隆吉年輕時尋求陰宅葬父;一天,有個叫林理的入告訴他說距縣城五裏,有座羅源山,山有吉地,有詩為證:“臥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感到很驚奇,說本朝自來都是辰、戌、醜、未年為廷試,怎麼說申、酉年及第呢?林說是按五行推算的。後來,國家以寇難多事,廷試移到戌、申年,葉果然登科。他把這歸功於葬地選得好。
 
葬地的好壞,被認為與吉凶有關。宋人認為舊墳地不宜葬。錢希白《小說》記載宋初,錢文炳的妻子死了,炳從小精於相地術,就在報恩院側的松林中選得一穴,有個僧人告訴他這裏已有古聖賢葬于此,不可重新營葬。文炳不從,掘地發現數重石板,石中飛出一枚黑蜂對著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頭腫如鬥,當晚身亡。
 
據說,這是堯時由餘氏的墓,動不得的。宋人由這個傳說,推出幾聖賢舊墓,都不得觸動,否則有凶。
 
風水寶地不是時時都會對人施以福枯,這要等待機會。宋洪邁在《夷堅志》敘述葉丞相祖宅時說,仙游縣葉氏家族有一百多戶人家,都住在一個村子,此村有群山環侍,如屏如嶂紹興風水師羅正甫認為當出宰相,由於有山洪傾瀉,非要等待數年才有大貴。後來,葉子昂終於當了亟相。
 
風水寶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堅》敘述陳魏公父墓說,福建莆田有一塊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處,子孫都病了。有個風水師說,這塊地應當賣掉才會斷除病根。後來,富民按風水師的意見賣了地,子孫的病就好了,而買地的一家不僅不病,還當上了宰相,風水師說這是地得其主。
 
儘管如此,講究喪葬是民間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禮》說,老百姓死後,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選擇好,再擇日開塋。 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設。首先是外環境,宋人高似孫在《緯略•宅經》雲:“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宋人袁采在《袁氏世範•治家》雲:“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周,如無溪流,當為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
 
其次是內環境,《吳興志•談志》記載宋代吳興郡治的房屋佈局是“大廳居中,譙門翼其前,卞蒼擁其後,清風、會景、銷暑婉蜒于左,有青龍象。明月一樓獨峙西南隅,為虎踞之形,合陰陽家說。
 
住宅有良好的內外環境,有利於人頤養及治學。《歸潛志3卷十四記載金代劉祁自述其園居雲:“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東為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霓,千態萬狀。其雲煙吞吐,變化窗戶間。門外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
 
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褚墨幾上,書數卷,幅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為終日樂,雖弊衣惡食不知也。” 建房。有許多禁忌,應當選擇吉日,否則有災禍。《夷堅志》記載南宋洪熙元年(一一七四),鄱陽新安鄉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風水師說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於主人。王五七不聽,竟被摔死。老百姓一聽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記載風水的文獻不是出自風水師之手,而是由很“正經”的學者撰寫。如高似孫、洪邁、袁采等人,他們根據積累的生活經驗,寫出了為民眾所贊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裏,我們還要略帶一筆宋代的相地知識識。代的科技比較發達,地學知識也更加豐富。沈括撰有《夢溪筆談》,揭示了地勢高下、地區不同,則氣溫不同。還指出歷史海陸變遷的事實,論述了流水侵蝕地貌等問題。這些觀點,無疑更新了地學知識。
 
但是,人們對新知識並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著一些迷信的觀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記載廣西靈川縣的地下河水,說靈川江“古來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跡存。”這種“龍穿山腹”的說法正是風水觀念在地學中的反映。)
 
這些地理知識無疑為風水師所利用,才使得風水術不斷豐富,並得以傳播。
 
明清:風水術之氾濫"
 
明代
 
明清地學,首屈一指當推《徐霞客遊記》。徐霞客一生好訪名山大川,他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歷時說:“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勢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經,荒榛密管,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限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地理學家,也可以稱他為相地大師,他不是從事風水術性質的相地,而是科學意義的相地。他對岩溶、流水、地貌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解釋。他在楚地考察時,老百姓說麻葉洞中有“神龍”,徐不相信,親自“持束炬入”“蛇伏以進”,使洞外守視者大為驚歎。一九九○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楊文衡先生撰寫了《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大會,說明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徐霞客與風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明末清初的考據學家在地學上也有貢獻。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地脈》《形勝》《風土》等篇目,對輿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討。他論述徐州地形時說:“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齦齬。橫絕乎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塑為宗旨;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不誣者矣。”顧炎武不相信風水術,但卻認定地形地勢確有上乘風水、他的論述為風水師們所利用。
 
談到明清相地,還有必要介紹明末吳江人計成撰寫的《園冶》一書。此書在清代268年間寂然無聞:直到日本造園界發現並推崇後,才引起國內學術界重視,奉為經典。《園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興造論、園說及相地、立基、屋宇、裝折四篇。卷二述欄杆。卷三有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六篇。計成主張“必先相地立基,然後定其間進。”他認為“相地合宜,構園得體。”《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但是,他與風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區別,主張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園基應不拘方向,地勢自成高低,該圓就圓,該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計成的相地理論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
 
回過頭,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風水術: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諸山,都面向城內,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城垣,獨無拱衛之意,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用鐵索鎖轉,使之形勢向內。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讓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認為北平依山憑眺,俯視中原。近接陝中堯、舜、周文之脈,遠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加雄壯。但是,大臣們認為,元朝建都北平,地氣已盡。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雲“在德不在險”,加上戰事還未最後結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這個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罷。
 
後來,明成祖還是把都城遷到北京了。在營建北京的過程中,始終是按照風水觀念進行的。如天壇圓丘西北有座坐西朝東的齋宮,其朝向很特別,與傳統的坐北朝南不一樣。這是因為,當時的人認為,皇帝到天壇祭天,蒼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則違背了禮制。甚至齋宮的瓦都不能用黃色,而應用綠琉璃瓦,以示區別。永樂年間修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體現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風水思想。
 
明成祖對風水術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見風水師。一次,風水師渠仲 當著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說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為真。他還派許多風水師為自己卜壽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縣,相得那裏的黃土山吉,成祖親自視察,改山名為天壽山。

明代民間普遍講究風水,以士人為重。《儒林外史》記載,范進的母親死後,範進請陰陽先生寫七單。當時的陰陽先生是專替喪家推算殮葬日辰,看風水,相地
脈,替人家選擇吉日的職業術士。七單是記載死者入鹼時辰,觸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單子。為“謝風水”,範進花了不少銀子。陰陽先生說當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擱在家裏不葬。終日打聽風水寶地,以圖得到吉祥的後果。
 
凡是風水寶地,人們爭相搶佔。湖北省武昌縣有座龍泉山,自西向東綿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馬行空的天馬峰,有橫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筆架峰;有幢幢蛔蓋的寶蓋峰,有高聳入雲的龍帳峰。明代的達官貴人都想佔據這塊寶地,勢力最大的要數朱元璋第六子朱幀,他被封為楚昭王,就藩武昌達五十四年。他常到靈泉山避暑,每每感歎:“惜乃陽宅,若為陰宅極佳。”於是派風水師勘定仙壤,在龍泉山找到了一塊“五龍捧聖”之地。可是,這塊地早在漢代時,高祖劉邦就已賜給舞陽侯樊噲,樊噲葬在天馬峰下。並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擠在這塊寶地“長眠”。怎麼辦?當時有個叫王化龍的風水先生私下在樊噲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塊石碑,上刻“此處本是昭王地,暫借樊噲千餘年,今日時至期已滿,樊噲遷移到東邊。”後來,王化龍又裝神弄鬼,當著眾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結果就挖出了那塊他私埋的石碑,人們以為天意,樊噲的後代也無話可說,只好把樊噲的棺槨向東移了數百
步。朱楨死後就葬在樊哈“睡”過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園。以後,又有九座王寢和二十五座王紀墓擠在這塊風水寶地。
明代,金(奚谷)縣令劉用寅看中了本縣晃氏九經堂遺址,臨終前令子買下,把用寅葬在旁邊,據說,用寅的後人因地蔭而登進士。民間將此事傳得很神。
 
明代傳奇人物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朝元統年間進士。朱元璋起兵,劉陳時務十八策,受到重用。明朝建立後,諸如科舉、刑法、樂禮等大典,劉參預製定。
 
《明史》有《劉基傳》,從中看不出劉在風水術方面的造詣,但是,民間卻流傳許多劉有關風水的故事。明人撰寫的《英烈傳》記載,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劉基相的地;建造的宮殿,也是劉基相的地。劉基蔔築前湖為正殿基址,立樁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將樁移立後邊。劉基依此斷言:“如此亦好,但後來不免有遷都之舉。”明成祖後來果然遷了都,被劉基說中了,另外,《樂郊私語》記載劉基在海鹽縣與風水先生討論中國的龍脈,認為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是塊風水寶地,但只有周公、孔子這樣的聖人才可葬於此。
 
民間有劉基的《堪輿漫興》流傳,無序無跋,疑為後人托劉基之名而作。
 
劉基晚年不得意,與宰相胡惟庸不合,憂憤成疾,歸裏隱居,傳說被胡惟庸遣醫毒死。劉基在風水先生的眼中是一位神機妙算的宗師,是風水術歷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這樣一位“神”人,不知怎麼搞的,晚年竟然不走運,甚至被毒死,看來,風水是救不了人的。
 
劉基的思想有許多矛盾處。一方面,他相信天人感應,認為“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他喜歡觀察天象,預測人事,推算前後八百年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有無神論傾向,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氣,氣是物質。在《鬱離子》一書中,劉批判了鬼神觀念,揭露了迷信的欺騙性,指出“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因此,對待劉基,我們應到具體分析,批判與肯定相結合,不可率爾否定之。
 
相地工具:表與土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做好本職工作,必須有方便而有效的器具。相地也是這樣,沒有工具,就不能準確地測定方向。我國早在上古就用土圭測量方位,戰國時有了司南,漢代有了壬盤,宋代有了風水羅盤,明清還有量穴尺。土圭是用太陽光線測量方向,其他工具是利用指南針原理測量方向。郭璞《葬經》雲:“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退爾。”可見,風水先生是交相使用這些工具。
測向工具,最早可追述到“表”。
 
殷商測量方向用“表”,根據太陽升降時的表影,就可以確定方向。甲骨文尚未發現“表”字,但用其他的方式表示。據溫少峰等《殷墟L辭研究》介紹,有“桌、甲、Ⅰ、Ⅱ、士”等字形表示。“桌”是樹立木竿以為箭靶,用為測影。“甲”即木柱上喘有交橫木,相當於後世的華表,可用來測影。“ⅠⅡ”表示立休,“士”像木棒插土之形,都可以用作觀察日影;周代流行用土圭。
 
土圭是先哲用以測日影、正四時、測度土地的器具。《周禮》一書多次提到土圭,說周代設立了各種職官分掌土圭。管理土圭的是典瑞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使用土圭的分別是土方氏和匠人,“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卡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土圭的用途,《周禮》也有記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圭是怎樣運用呢?前面“匠人”條已有說明,但頗費解釋。“水地以縣”,就是平整一塊土地,作為水平面。“置勢以縣”,就是置一根木杆,“眼以景”,就是觀察木杆的影子。“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就是確立圓規,測量日出日入的影子。“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就是白天依據太陽的影子,晚上依據極星,以測定方位的正確性。
 
唐來人為《周禮》作注疏,對土圭的用途也作過說明:在夏至日畫漏半置土圭,審其南北;另立八尺之表,視其日影;表北得影若尺五寸,與土圭等,則為地中,可以建都。也用來測日至,如夏至日中,表影尺五寸;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
 
依上可見,土圭法就是在水準的地上立木杆,通過懸繩使 木杆垂直於地面,然後觀察日出日落時木杆的投影,當兩邊投 影與以木杆為圓心、柱長為半徑所畫的圓的兩交點連線,就是正東西方向。在不同的季節,要不同的掌握土圭,並且還要與 星星的位置相參照,以確立正確的方位。
 
土圭法至遲在商代就產生了。甲骨卜辭中有“立中”一詞, “中”,像一根杆子立在一塊地的中心,孫治讓在《墨子閑訪》雲:“立一為中,而量之四面同長則圜也。”日本學者貝家茂樹認為,“立中”是將一個附有遊的東西立在地面上的一種儀式。其狀如目,其所在地是一塊水準的口形或○形的地面之中心座標點,故曰中,其作用相當圭表測景的表;這是一種最簡單、最原始的儀器,通過它可以測時間、量方位、定出於午線。
 
土圭在周代是通用的儀器。《詩•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宮。”就是以木杆測定方向。
現在,在河南省登封縣有個觀象臺,傳說周公曾在此處測日影,定地中。觀象臺上有一塊石碑,稱石表,用以測日影。古人認為這裏就是地中,稱此處為“天地所合,四風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
 
清代
 
清王朝很重視修建陵墓的風水,本書另有專篇述及。此外,清朝對陽宅建築也是很講究的。如頤和園的排雲殿就是風水極佳之處。排雲殿的位置處於從佛香閣至“雲輝玉宇”牌樓中軸線的中間,有神物保枯,穩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廈上寫著“蕃厘經緯”“永固鴻基”。殿名是根據風水術祖師郭璞的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台”中的“排雲”二字命名。排雲殿傍山依水,背靠蒼翠的萬壽山,面朝碧綠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兩次慶壽都在此地舉行,豪華您淫無比。但是,如此上乘風水,終於沒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敗。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監負責。墓修得好,有重賞;修得不好,處極刑。據《九朝東華錄》,康熙四年,朝廷指責司天監.湯若望等人沒看好山向、沒有選擇好日期,於是作出決定說:“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等皆淩遲處決。……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間也很講究風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門都開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稱為青龍門。我們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四合院。你能說這是迷信嗎?是科學嗎?你能強行居民改變這種結構嗎?不能,也不必要。風水先生稱這樣的結構為坎宅巽門,最吉利,住在這種院子裏的人在心理上很滿足,認為有無形的東西在保佑他們。實際上,他們的命運都不一樣,窮的、富的、破產的、發達的、死人的、多子的,並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決定。
 
清代有許多關於風水方面的傳聞,從中可見當時的民眾習俗及心態。據《耳郵》卷四,清初,浙江諸暨縣有個叫陳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紹興城中請一個姓夏的風水先生勘卜地盤。先給他十塊洋錢,風水先生嫌錢少了,只好又追加了二百兩銀子,風水先生才認認真真地幫他選了塊好地。可見風水先生的敲詐和百姓對風水的追求。
 
清代的風水先生是很會唬弄人的。《耳郵》卷四記載,江西有個豪族的後代準備遷葬祖墳,打開墓穴,棺材已爛,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兒去了了,屍骨也不見了。風水先生說,這就是碰上了所謂的“移屍地”,後來,在墓穴的西北角兩丈遠的地方,終於找到了屍骨和磁碗。風水先生對這種奇怪的現象不能進行科學解釋,就用神秘的語言“移屍地”搪塞,真是騙人有術,清代紀陶在《閱微草堂筆記》卷17記載,甘肅安定有窗戶人家,為爭墳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墳山有兩個墳墓,兩家都說是自己祖先的墳墓,每年拜祭時,雙方必定發生毆鬥,此事一直鬧到甘肅總督蔡西齋那裏、都無法解決。
 
清末民初,竊取國柄的袁世凱也很迷信風水。一九二七年,宵,個自稱佛隱的風水師在他撰寫的《風水講義》的序文中談到他為袁世凱看風水。說的是袁世凱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職歸田。袁疑墓地有破敗,乃遍請著名風水師看墓,都說龍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貴不可限量,說不出破綻之處佛隱風水帥收到袁的書信,也去看墓,認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寬廣,諸般貴器羅列,實是大貴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後左右遍築牆垣,使“龍身受制、氣脈阻塞,不能發旺,反遭挫折。
 
袁世凱以為佛隱說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圍牆。過了三年,袁竟然出山當了民國元首。佛隱把袁的竊國之功歸於自己會看風水,大加吹噓。這個事情,可能是佛隱的杜撰,也可能確有其事。因為,象袁世凱這個滿腦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發的大野心家來說,是完全可能相信風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風水方面的傳聞。如,國民政府移都南京後,北京出現謠言,說北京的國都數運已盡,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運氣,證據是內城前三門的名稱,正陽門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號;崇文門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禎”年號;宣武門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統”年號。三門已盡,再不適宜建都了,這種以前三門”的名稱附會都城“王氣”的謠言,使那些沒有歷史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百姓信以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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